2021年9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起全球发展倡议，“旨在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知识合作是各国参与国际发展合作和全球发展治理的重要方式。当前，提升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推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有力抓手，助力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

中国知识合作面临多重挑战

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国家，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目前正朝着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积累了丰富的发展知识和经验，也引起了发展中国家的广泛关注。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和减贫成绩高度认可，希望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理念和经验。但不可否认，当前中国知识合作还面临诸多挑战。

第一，中国发展经验被认为具有强烈的中国特色。一些发展中国家认为，自己国家缺乏像中国那样强大的政治动员和治理能力。因此，中国的做法对于他们而言也是“可望而不可即”，潜意识里认为中国经验无法复制和借鉴。

第二，中国对发展中国家贫困形成的背景和原因了解不够。理解发展中国家的特定发展背景和发展环境非常重要，发展中国家往往期待可操作、符合当地实情的实践或做法。

第三，当前我国对外援助（含和国际组织的合作）知识含量不足，没有很好地将中国发展的价值理念和模式融入援外项目设计过程中。尽管近些年我国加大了对“软援助”的支持力度，如援外人力资源开发项目规模迅速提升，但这些项目没有将“硬援助”和“软援助”更好地结合起来。同时，中国与不同国际组织的合作呈现出高度“碎片化”的特征，缺少协调统一，重点不突出。

第四，中国参与全球发展治理能力有待提升。目前，主要的国际发展机构仍然缺乏谙熟中国发展理念和实践的管理人士和专家，因此目前通过国际机构分享中国发展经验的做法仍停留在对话或研讨层面，很少贯穿于具体合作项目的设计和管理中。

第五，中国发展知识的分享面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抵制和打压。如，美国不少学者在2019年3月召开的有关“中国模式”听证会上就认为，中国通过能力建设、标准和国际制度建设等方式输出“中国模式”，建议美国与经合组织国家制定全球战略应对中国。同时，美国等西方国家还加大了对中国与国际组织开展知识合作的施压力度。在这种背景下，如何与国际组织联合开展好知识分享面临更大挑战。

发挥知识合作的黏合剂作用

中国是南南知识合作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实践者，为更好提升知识合作的效果，发挥知识合作在国际发展合作中的黏合剂作用，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要积极提炼可复制、可借鉴的中国经验。在分享中国发展经验时，必须承认治理规模、组织体制等“中国特色”的制度优势，但是以“制度优势”高度概括中国的发展成就不仅使得中国的发展经验难以融入主流发展理论，且大大降低了“中国方案”的适用性，损害了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基础。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特色”与“中国方案”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或张力。因此，在分享中国发展知识、贡献中国方案时，既要充分肯定“中国特色”，也要防止“中国例外主义”，努力将中国经验主流化，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经验的接受度，并最终影响全球发展知识体系，使基于中国经验的理论总结成为世界发展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可将中国的减贫故事置于“全球减贫”的大框架之内，通过比较的视角，梳理和总结地方、企业乃至个人等民间力量“奋斗圆梦”“摆脱贫困”的经验和独创性做法；可分享中国保持开放心态、学习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国情进行创新和适应的做法；讲述中国如何利用国际组织援助，同时保持独立自主发展的实践。

第二，要加大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和贫困形成成因等方面的研究。只有在深入了解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发展挑战的基础上，分享中国发展知识才可能做到有的放矢。在这方面，在目前邀请大量人士到中国访问和培训的“请进来”的基础上，还需要下大力气从体制、机制等层面解决中国智库、民间组织“走出去”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设立中国智库或民间组织分支机构，这不仅有利于深入了解当地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应该关注的优先领域、权力分配关系、与中国的合作诉求等，以更好地为国内相关合作政策设计提供建议，而且也有利于在当地做好沟通和回应，化解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各种力量和“话语优势”对中国的攻击和曲解。同时，应统筹和整合对外援助、涉外合作资金及国内重点研究力量，针对重点地区和重点国家，通过委托、联合研究等方式聚集、影响一批当地精英，培养知华友华力量。

第三，要把中国发展经验和发展知识融入中国国际合作项目过程中。中国的对外合作遵循了中国自身的很多发展经验或路径，但由于在对外合作中往往以企业作为主要实施主体，因此多重视技术标准和项目实施进度而忽视了理念和价值层面的沟通，导致各种项目出现“出力不讨好”的现象。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发展道路、路径乃至价值理念是否认同，将直接影响和决定“一带一路”等国际发展合作倡议的整体环境及成效。因此，要把中国发展实践和发展原理的介绍纳入我国对外援助中，加强对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总结和讲述，鼓励欠发达国家解放思想，打破好与坏、强与弱、现代与落后以及是否符合国际典范或任何意识形态的条条框框，优先充分挖掘、发挥自身体制的优势。

第四，要利用好多边平台做好知识分享。一是可借鉴经合组织成员国做法，加大对主要国际组织影响力及中国与其合作效果的评估，并在评估的基础上确定合作重点和方向。二是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推动中国政策性银行与国际机构和发达国家共同融资，开展“三方合作”，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人才、资金、技术的提升和走出去。三是在推动向国际机构派出更多人才的同时，利用好已有的中国籍国际职员，适当时候召开中国籍中高层以上国际职员座谈会，听取一线意见和建议。四是鼓励中国驻外使馆采取更加开放开明的态度，加大与当地国际机构的互动，展现开放、透明、负责任的形象。五是重视合作成果的宣传推广，争取示范带动效应。六是加强评估和监督，重视数据和证据的作用。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