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研究所的现任所长梅建军为此书写了一篇精彩的序言，他的主要评论我就不重复了，这里只引述其中关于此书能够圆满完成的两段因缘：“一方面是李约瑟研究所（以下简称NRI）在2007年已完成《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以下简称SCC）相关档案的整理工作，有了完整的编目体系；另一方面是王晓博士的好奇心，当他第一次从莫弗特先生那里获知SCC档案的存在时，他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有待挖掘的宝藏！”

作者之一王晓是一位专注文化大数据建设的出版家，本科学习物理，后来在上海交大攻读博士，博士论文是《近代以来中国出版技术变革研究》，他于2014年到NRI访问，立即被SCC的丰富档案所吸引，以后又以合作研究者的身份多次前往从事研究。另外一位作者莫弗特毕业于爱丁堡大学汉学系，后又留学北大中文系并在北京外文出版社工作，熟悉中文典籍，能说流利的中文，自1992年起担任NRI图书馆馆长，与剑桥大学出版社（简称CUP）以及西方各大图书馆保持着亲密的合作关系，是李约瑟遗产的重要守护人。

两位作者的合作可谓珠联璧合，一个勤于笔耕并对编辑出版流程有充分了解，一个熟悉相关资料又有充分的学术人脉。特别值得赞赏的是，两位作者收录了许多第一手档案的图片并给出必要的中英释文，为本书的学术性和史料的丰富与可靠奠定了坚实基础。

信息化的高新技术与人类学习方式的飞跃进步已经超出普通人的想象，有朝一日人们对一套大书诞生的过程，可能会像今天的多数知识人对唐代雕版佛经或古登堡印刷《圣经》一样，既有浓厚的历史兴趣又语焉不详。就此意义而言，《大器晚成》诚为人类出版印刷史领域的一部杰作。

本书不但忠实记录了SCC成书的经过，也涉及与SCC计划共生的NRI的发展历程，为那些愿意深入了解李约瑟及其事业的一般读者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本书为严肃的科学史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大型写作计划的酝酿和实施，研究机构的建立与学术队伍的组织，信托会、非营利学术机构与大学的关系，作者与出版社的合作与博弈，国际风云变幻与学术思潮流变中的价值判断，学术赞助与国际合作等，都是科学机构史与科学社会学研究者感兴趣的题材。

对于这样一本出色的书籍，我还是像平时撰写书评那样，愿意补充一些商榷性的评论和建议。

书中提到许多对SCC计划给予慷慨资助的个人与机构，但是不知为何没有言及“龙腾计划”。这是一个始于1996年，得到中（包括其时尚未正式回归的香港）英政、商、科高层人士支持，历时5年完成的研究与商业计划，核心产品是一套与SCC相配的8集电视系列片，扣除成本后收益用于捐助NRI以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以鼓励它们继续从事中国科技与文明的研究。“龙腾计划”的收益是NRI这个民间学术机构历史上获得的最大一笔学术捐赠，书中对此似乎应提一下，特别是香港恒生银行前董事长利国伟先生，以及他牵头成立的中华文明教育基金会对李约瑟事业的宝贵支持。

在李约瑟辞世后的第二年，1996年，NRI推出了一套面向中国与东亚科学、技术和医学史的专著系列丛书（NRI Monograph Series），当时的所长古克礼担任系列主编至今，前三册由CUP出版，后来劳特利奇出版社接手，目前已出版专著（含文集）16种。

王铃是书中出现的一个特殊角色，主要由于他的延误，李约瑟特别看好的《火药的史诗》——萌发于1944年的四川李庄，直到1986年才作为第五卷第七分册正式出版（在李约瑟的计划中，第四卷第一分册介绍指南针，一度把第五卷第一分册留给火药、第二分册留给造纸与印刷，这样就把“四大发明”都置于SCC的显著位置中）。尽管两位作者用词委婉，还是难免给人留下王铃举止乖张的印象。

实际上，王铃是整个SCC撰写计划中除李约瑟之外最重要的角色，他是前四卷中五个分册的唯一署名合作者，对第四卷第三分册、第五卷第六分册与第七分册也都有重要贡献。

1944年王铃经李约瑟推荐前往剑桥大学留学深造，两年后李约瑟结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使命，从巴黎返回剑桥投身SCC计划。王铃则一面攻读学位，一面协助李约瑟进行资料准备工作。1949年以后，来自英国文化协会的奖学金和原派出机构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的经费都已告罄，为了留住这个重要助手，李约瑟曾亲自“化缘”或自掏腰包对他提供资助，书中对此都有如实的叙述。

只是王铃在英国时间较长，1956年在三一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后一直没有一个正式位置，加上个人生活不顺，日久渐生离意。几乎与此同时，新中国正在启动科学史研究的组织建设，争取王铃回国也是其中一项内容。李约瑟听到风声后非常焦虑，亲自致信郭沫若、竺可桢等中科院领导以及王铃亲属，说明自己正在从事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离不开王铃的帮助。为了支持李约瑟的工作，中科院决定给予王铃副研究员名义并支付相应的薪水。王铃后来回忆，他前后收到的中科院发的薪水约有2000英镑，这在中国当时的经济条件下是一笔不算小的特别开支。

有关配合李约瑟留住王铃为SCC计划工作的详情，在中国科学院的档案中可以找到，已出版的《竺可桢日记》也透露了一些信息。由此想到，这本有关李约瑟及其著作的专著，特别是他的数度访华、简繁两种中文译本的出版、图书资料等方面的慷慨援助等，如能补充中国方面（包括台湾地区的研究机构、基金会等）的材料，其原始资料的丰富性将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本难得的佳作，必将引起中国科学技术史与出版史领域专家的关注，也值得每一位想了解李约瑟及其工作的人阅读。我最后的建议是，应该尽快翻译出版英文版，以便更多的西方读者能同我们一道，回顾SCC这棵大树是怎样长成的。

《大器晚成——李约瑟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故事》封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