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在中国的知名度很高，有些人还会振振有词地说起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但知道那不是一本书而是一部七大卷将近三十个分册的鸿篇巨制的人并不太多，遑论认真读过其中的一册或数册了。

李约瑟是谁？他为什么要编撰这样一部书？这样一部大部头著作是如何完成的？这部书对中国与世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由上海交通大学科技史博士、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王晓与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馆长莫弗特合撰的《大器晚成——李约瑟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故事》（以下简称《大器晚成》），以翔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生动的笔触、有趣的历史故事，首次披露了这一历史名著从选种到开花结果的过程。

本书的章节安排恰当地呼应了“大树是如何长成”的比喻。在以简短的篇幅介绍了李约瑟的著作和生平之后，作者开始论述他的“中年危机”和“命运转折”，然后正式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以下简称SCC）的筹划、编撰、出版与发行过程。以下列出后面各章的标题和我特别推荐的看点。

“种子——一个选题的建议”

1948年5月18日李约瑟致信剑桥大学出版社（简称CUP）秘书罗伯茨投石问路，后者可不是普通的出版家，不久他就转任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院长达10年，随后担任过剑桥大学执行副校长，还是英国电影协会和伦敦福尔摩斯学会的主席；CUP的历史与现状；李约瑟的初步计划清楚区分了前科学、技术与近代科学；李约瑟的筹码及其资料储备；1948年5月21日CUP理事会原则上同意SCC选题；1951年11月CUP为李约瑟还在写作中的书发布了广告。

“生根——研究和写作”

李约瑟从其他领域借来两个工具——“滴定法”与“复式簿记法”；建立专门的人物、书目和术语卡片系统；古代青铜器铸造流程和SCC出版流程的类比；“胜冗子”实至名归——驾驭浩瀚的资料与雄心勃勃的工作计划；何丙郁笔下的李约瑟写作过程；李约瑟的“铁路线路图”与“蓝色的土地”；从1944年10月开始，SCC的目录就在不断扩充更新中。

“破土——突破语言的障碍”

历史上中国与西方书籍出版的异同；20世纪50年代生产一本书的几个阶段；在英国遭遇汉字排版问题；顾效中与伦敦的中华印刷公司；1951年11月李约瑟交出第一批书稿，当时预计全书总计3164页，已完成1911页，其中交稿1575页，还有1589页需要润饰和最终定稿。

“分蘖——第一次扩充”

1952年1月CUP正式反馈，同意将一本书扩充成一套书并考虑分卷出版销售；同年2月李约瑟提交七卷本的设计方案；李约瑟为SCC制订专门的注释、引用格式与文献分类体系；有关中文书名的插曲（酒吧餐巾纸上书写“中华人民科学技术史”“十宿同志编著”）；冀朝鼎题写中文书名；烦琐的中西文混合文本编辑；重要的幕后英雄伯比奇登场，1952年6月9日来访确定版式、章节、字体等细节；成本核算以及李约瑟在版税问题上的妥协；装帧问题；地理学家哈兰出借在四川道观获得的壁画；李约瑟对画中人物考证并决定用作SCC封面背景；“在飞行中造飞机”——不断修改补充令文字编辑和排字工人不胜其烦；中华印刷公司的困境、多方求援，剑桥大学理事会最终决议收购其全部中文铅字；首卷的定价、宣传和营销；印刷商克拉奇利和他的新举措；关键时刻李约瑟获得伯林根基金会资助及中科院的订购询问；现在轮到李约瑟催问出版发行进度了。

“成长——前三卷的出版”

赶在第23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召开前夕，SCC导论性的第一卷于1954年8月18日正式出版；长达29页的总目录展现了作者的雄心，在“导论”中勾勒出包括七卷五十章的宏伟计划，没有人会怀疑SCC将不断推出（实际上这是李约瑟的一个冒险宣传，在SCC之后出版的卷册中这一计划不断调整扩充，但总的架构没有变动；这一策略成功“吓阻”了潜在的竞争者而使他和CUP早早占据学术高地。不过中文简、繁体译本都没有收录这个总目录）；好评如潮，正面的评论者包括费正清、汤因比、萨顿、恒慕义等知名汉学家和史学家；“把煤运往纽卡斯尔”——中科院收到人物索引卡片的缩微胶卷；倒逼中国——竺可桢发文和组团出席国际科学史大会，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建立；印刷业罢工与第二卷校排遇到困难；惠康信托会与霍尔特航运公司的及时雨；李约瑟发挥外交才干，沟通、妥协和继续寻找金主；有关中国古代科学思想的第二卷于1956年顺利出版；包括天文、数学与地学在内的第三卷，延期至1959年问世；CUP对SCC的销售与定价。

“分枝——再次扩充”

1957年底，物理及相关技术的第四卷手稿已大大超出原来计划，在伯比奇等人的支持下，CUP同意分成三个分册出版；第一卷的脱销使CUP信心爆棚，以后多次重印；中国方面的关注和李约瑟开始以中国科学技术史家的面目出现在世界面前；“除了排字无所不作”的伯比奇与他领导下的强大团队；CUP内部改革；1971年开始第五、六卷编撰出版工作，开始约请不同作者分头撰写书稿再由李约瑟统编加工；众多合作者加入到SCC写作计划中来；席文、库恩以及老友鲁桂珍、黄兴宗等；关于化学及相关技术的第五卷扩充到十四个分册；关于生物及相关技术的第六卷扩充至六个分册。

“开花结果——《火药的史诗》的出版”

1971年法兰克福书展被问询SCC有无军事内容，伯比奇一如既往地保卫李约瑟的领地；出于对道家与炼丹术的兴趣，李约瑟格外重视火药的发明和传播；王铃在SCC前期的特殊贡献及其个人问题；1973年2月27日伯比奇致信何丙郁寻求解决办法；何丙郁的顾虑与君子风范；1978年初何丙郁提前交上“火药篇”初稿，李约瑟极为满意；1981年初李约瑟联系英国皇家军械所进行模拟实验；李约瑟自豪地宣称科技史学者会令一般的历史学家羡慕，“因为我们有机会去重复那些古人们做过的事情”；在何丙郁初稿基础上增补大量内容后，《火药的史诗》作为第五卷第七分册于1986年出版，合作者署名依次为何丙郁、鲁桂珍、王铃。

“大树——一项事业的建立”

从合作者到独立署名，钱存训的《造纸与印刷》（第五卷第一分册）和白馥兰的《农业》（第六卷第二分册）；CUP做了一门稳赚不赔的好生意；东亚科学史图书馆，首任馆长菲利帕·霍金是后来鼎鼎显赫的理论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的妹妹；1968年伯比奇发起，在英国注册成立东亚科学史信托会；可口可乐公司高管希林劳关注SCC并给予重要支持；1977年在美国建立东亚科学史基金会，得到多家跨国公司与非营利基金会的资助；1979年成立东亚科学史信托会香港分部，两年后独立登记为香港东亚科学史基金会；毛文奇、李励生等人的贡献；新加坡银行家与李氏基金会的资助；李约瑟研究所（简称NRI）从宣告建立到新址落成，如今已成为西方最重要的中国与东亚科学史研究中心；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的中文译本；义工所长何丙郁；古克礼、梅建军先后继任所长，为SCC事业的持续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前港督遗孀尤德夫人、剑桥大学达尔文学院前院长劳埃德爵士等名人先后出任信托会主席，古克礼被聘为SCC总编辑；李约瑟的晚年和他的未竟事业；菩提树下的三块蓝碑；2004年SCC第七卷第二分册《结论与反思》出版，距首卷问世整整50年。

在题为“无尽的梦想”的最后一章，作者回顾了贯穿整个SCC计划的“李约瑟问题”，从出版史的视角反思这一问题在比较文明史与“知识生产”上的意义，总结了这部“大器晚成”的文化巨著在信息化时代来临时对今人的启示。

《大器晚成——李约瑟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故事》封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