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以色列成功经验破解我国经济发展

的两大关联痛点

中国金融学会秘书长、中国-东盟金融学院院长 杨再平

【杨再平：经济学博士、教授。现任中国金融学会副秘书长、中国-东盟金融合作学院院长、中国互联网协会数字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副主任。曾任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秘书长、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中国银监会巡视员、全国政协办公厅副局长、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调研员、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主持工作副处长、亚太中央银行行长会议中方金融市场专家，武汉大学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副教授、经济学所宏观研究室主任。发表过百余篇学术论文、八部学术专著。新华社旗下“中国财经领袖年会”评选“2014中国财经年度人物”，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发展网、发展中国年度人物征评委员会授予“2016年度社会服务组织领军人物”。】

     以下内容根据杨再平在首届中国-以色列全球创新发展合作南宁论坛暨中国（广西）-以色列科技创新合作高峰论坛上的演讲PPT整理

一、我国经济发展的两大关联痛点

科技供给及其转化瓶颈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两大关联痛点，破解上述两大关联痛点已列入我国经济发展首要议程，以色列成功经验值得高度关注并借鉴。

（一）正视科技供给瓶颈

1、论文:中国说美国多、美国说中国多。

2、 PCT专利：美国是中国的1.2倍。

3、诺贝尔奖得主：美国比中国多343人。

4、R&D经费：美国是中国的2.2倍。根据国家统计局、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2016年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为2285.5亿美元，美国全社会研发投入为5062.6亿美）元，我国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但美国全社会研发投入是我国的2.2倍。

5、研发重点：美国重生物、中国重信息。

6、创新指数：美国比中国高16位。全球五大评估机构(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瑞士洛桑学院、世界经济论坛、彭博社)对中国科技创新指数评价在13～27位之间，美国科技创新能力的排位则在前4位，中国创新指数比美国相差9～23位。

7、高科技产品出口：中国是美国的3.2倍。

8、知识产权进口：美国是中国的1.7倍。

9、全球百强大学：美国是中国的8倍。2017年泰晤士高等教育发布了第14届年度世界大学排名，从全球范围来看，美国共41所大学进入前100强，而中国仅有5所。分别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　　

10、人均教育经费：美国是中国的8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教育经费支出为36129.2亿元，人口约13.75亿，以此为基数计得中国政府人均教育支出2627.5元，按2015年平均汇率6.2元兑1美元计，折合约423.8美元，而同年美国人均教育经费约为3200美元，美国人均教育经费是中国的8倍。

11、顶尖科学家：美国是中国的8.7倍。根据汤森路透公布的数据，2017年全球高被引人才共3532人次，其中美国1643人次，中国（含港澳台）为268人次，我国大陆地区189人次，美国顶尖人才数量是我国的6.1倍，是大陆地区的8.7倍。　

12、接受留学生：美国是中国的5.2倍。《2017年门户开放报告》统计数据显示，美国是最受留学生青睐的国家，2017年全球留学生总数为460万人，赴美留学人数超110万，预计24%的国际留学生把美国选为留学目的国。而在华学历人数仅为21万人。　　

13、 高校入学率：美国是中国的2倍。教育部发布的《2016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6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42.7%，比2012年增长12.7%。2015年，美国的高等教育入学率为87%，是中国2倍。

相比贸易摩擦，中美科技脱钩给中国的冲击更深远更严峻。当前，美国在贸易摩擦中多次指责中国政府通过国家战略、产业政策等手段扶持“中国制造2025”计划涉及的高科技领域，实际上是打着贸易保护主义旗号的战略遏制，剑指中国经济崛起和产业升级，尤其是对中国高科技领域的“围猎”。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二）技术转移转化概念

《联合国技术转移行动守则（草案）》（1985年）虽然没有给技术下定义，但将技术转让定义为：转让关于制造一项产品、应用一项工艺或提供一项服务的系统知识，但不包括只涉及货物出售或只涉及货物出租的交易。从中可知，技术是指关于制造一项产品、应用一项工艺或提供一项服务的系统知识。

技术转移源于英文Technology Transfer。《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管理办法》对技术转移给出了确切的定义。该办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技术转移是指制造某种产品、应用某种工艺或提供某种服务的系统知识，通过各种途径从技术供给方向技术需求方转移的过程。

科技成果转移是指科技成果从供给方向需求方转移的行为过程，即突出科技成果在主体之间的转移，而科技成果转化是指科技成果从知识形态转化为实体形态的产品或商品，或者非实体形态的服务并实现经济价值的过程，突出科技成果的应用推广，即通常所说的由“纸”变成“钱”的过程。很显然，科技成果转移与科技成果转化是两个不同层面的概念，科技成果的转移是其转化的前提和基础。即科技成果转化往往是先进行科技成果转移，再对该成果进行转化。很显然，科技成果转移是手段，科技成果转化才是目的。

（三）正视科技转化瓶颈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张晓强21日在北京透露，中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1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40%的水平。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有关数据显示，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不足30%，先进国家这一指标为60%至70%。

这里将科技成果转化率限定为专利转化率，基于统计数据和论文文献，推算出中美两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数值分别为6%和50%；以 “科技成果转化效率” 指标衡量则差距进一步拉大，两国的数值分别为6%和100%。为区别于“科技成果转化率”，本文将“专利使用（即被企业采纳应用）次数与专利总数之比”定义为“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更能够体现科技成果服务经济的能力。

（四）科技贡献率比较

2019年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达59.5%。

美国、日本、芬兰等世界上公认的创新型国家科技进步贡献率几年前已70%以上。

从国际产业价值链看，我国仍处于产业价值链低端，出口附加值很低，技术含量也很低。世界440种主要工业产品种280种我国产量第一，但多无自主知识产权及品牌；我国出口产品中，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占70%，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只占30%多点，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2%；苹果手机在我国组装，其利润44%归美国，30%归日本，10%归韩国，我国仅3.6%。

产业升级要求我国的产业结构遵循“配弟—克拉克定理”，进一步由低端向高端升级，向深加工、高附加值、技术密集型方向演进，以改变我国产品技术含量低、出口附加值低、整体竞争力不强而仍处于国际产业价值链低端的落后状况。

    二、神奇的以色列 

众所周知的以色列，领土面积仅约2万平方公里，2/3的国土被沙漠覆盖，其国土上石油、天然气资源十分匮乏，人口不足800万，长期处于与阿拉伯国家抗争的战争环境中，人均GDP却超过3万美元，更被世界各国视为全球的创新工厂。

这个犹太小国奇迹般地造就了新兴高科技公司密度仅次于美国硅谷的神话，同时，一批又一批的先进技术也在这块土地上诞生，其中隐藏着怎样的奥秘呢？

自建国以来，以色列一直致力于科学和工程学的技术研发，其出产的学术论文数量就人口来算也是全世界最高的，平均10,000人里有109篇，其专利权申请档案数量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以色列的科学家在遗传学、计算机科学、光学、工程学、以及其他技术产业上的贡献都相当杰出。在研究和开发（R&D）花费指数上，以色列是第三高的国家，在科技准备（产业界在R&D上的花费、科研社群的创造力、个人电脑和网络覆盖率）上则是第八，在科技创新上是第十一，高科技出口总额上是第十六。以色列的研发产业中最知名的是其军事科技产业，在农业、物理学和医学上的研发也相当知名。同时，高科技产业在以色列经济中举足轻重，尤其是在过去十年中。以色列有限的自然资源以及对于教育的强烈重视使得高科技产业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大，以色列在软件开发、通信、和生命科学上都是世界顶尖的国家之一，以色列还经常被称为是第二个硅谷。

除了重视科技研发以外，更重要者就在于注重科技成果的转化。从简单数字看，其科技成果转化率高达85 %，科技对GDP的贡献率高达90%以上。

——群星灿烂的创业国度

以色列发展高科技的一个重要途径，是通过中小型创业公司自主研发。所以，“创业”给以色列的现代经济贡献了不少力量，也使得整个国家能够在资源贫瘠的条件下得以生存发展。

以色列的创业公司和投资的特点可以总结为：数量众多，投资密集，专注技术，快进快出。根据MappedinIsrael等网络数据显示，以色列目前约有5000家高科技初创公司。最近5年，每年的平均增长数量为927家，年均增长率为10%。对于人口只有800万的小国，平均每天就有2到3家创业公司成立，每1600人中就有一个开公司。

——用资本驱动创业创新

根据以色列IVC咨询公司的数据，以色列到了2014年，与创业公司相关的风险投资进入了突破性的一年，全年共有688家创业公司获得本土以及全球范围的融资，总额达到了34亿美元。

与全球创业最活跃的美国比对：美国2014年高科技创业公司投资额达到470亿美元，但是以色列国土面积仅为美国的0.5%，人口为美国的2.7%，以色列高科技创业公司吸引到的风险资金却超过了美国的7%。

——全民皆VC/PE

以色列为什么做得成功？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民间资金大比例的投向了创新行业。以色列在全世界领域内，研发投入都是占GDP比例最高的国家，但是政府在研发的投入占GDP的比例却恰恰相反是最低的之一，大部分资金都来自于民间，通过VC/PE将个人资本与创新公司对接，形成蓬勃的生态圈，这样，个人财富得以支撑了国家的创新实力，同时个人财富也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快速升值。

2010年以色列人均风险投资额为170美元，美国为75美元。7年前，以色列的人均创业投资就已经是美国的2.5倍，欧洲的30倍，中国的80倍，印度的350倍。媒体不吝对于勇敢挑战现状的创业公司的赞扬，和对于失败和转型故事的鼓励性报道，让以色列创业者们，以及投资人和民众，对创业失败的风险的接受度非常高，觉得失败了从头再来就好，宽容程度可能更甚于美国。尤其是，以色列的许多创新是属于技术类型的探索和尝试，创业者本身就做好了如同在实验室中进行科研反复实验的准备，失败不是意外，而是成功路上的必须。

以色列地小人少，决定了创业者从创业开始就注定了必须孤注一掷搏击国际主流市场。这样一来，在B轮C轮等成长期投资方的背景和投后增值能力就会非常重要，所以以色列即便出现了本土的成长期基金（例如Qumra），在与国际资本竞争的时候也会缺乏竞争力。所以以色列的本土早期基金往往承担着source 和孵化初期创业公司的角色，为B轮C轮的晚期国际VC培养出优秀的投资标的。

——吸引国际风投最多的国家

创业公司吸引到的国际风险投资也促进了部分GDP增长，1999-2002年以色列高科技创业公司吸引到的国际风险投资占GDP的0.6%，居世界第一。

以色列的R&D投入占GDP的比例是全世界最高的，而R&D里很多事实上就来自于国外的VC投到以色列公司的B轮C轮。时至今日，以色列本土已经有很多优秀的早期VC基金，比如行业里大家耳熟能详的JVP, Magma, Pitango, Carmel, Aleph等等，但这些基金往往只主投种子和A轮。从B轮以及以后的成长期投资基本都是被之前提到的Sequoia, Greylock这样的国际一线品牌所垄断的。

这个国家面积跟北京差不多，人口不到北京的一半，但在纳斯达克的上市公司数量却仅次于中国和美国，超过了整个欧洲所有国家的总和。虽然地处最危险和荒蛮的中东，以色列却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巨头公司和风险投资纷至沓来。及至今日，有三百多家跨国公司把科技研发中心开在了以色列，并且这个弹丸小国受着这个全世界最高密度的风险投资，甚至超过了硅谷。

除去硅谷，以色列是世界上初创企业最多最集中的地方，也是人均获得风险投资数量世界最高，比美国还高出一倍多。美国所有的一线VC，包括红杉，Accel, Greylock, Benchmark, Bessemer, Battery, Lightspeed等全部都在以色列有过投资，许多还有办公室和GP驻扎。全世界有两百五十多家跨国科技公司把R&D中心放在以色列，让以色列也成为了R&D占GDP比例全球最高的地方。

——政府的独特作用

以色列政府政策上的巨大扶持和帮助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从干预政策涉及范围从政府资助、贷款及担保项目到税收优惠等。以色列于2011年颁布了“天使法”（angel law），鼓励早期的投资行为。符合资格的投资者，如果投资于本土的高科技企业，就能减免相应额度的税款。同时针对符合相应要求的高科技公司，政府将资助1/2的研发经费，而针对创业公司，政府将资助2/3的经费。此外，以色列政府成立了数十家孵化器，对创业公司可提供85%的研发费用。

以色列虽然在全世界R&D的投入占GDP比例最高，但是政府在R&D的投入占GDP的比例却恰恰相反是最低的之一，只占20%不到，而剩下的80%的投入来自于跨国科技公司和国际VC的投资。也就是说，政府的职责是把合适的资本资源与创业公司对接起来，形成蓬勃的生态圈，而不是投资项目的成功或者失败。政府的投入事实上是个杠杆，每一分投入平均下来会吸引四分的国际资本投入到以色列。如果一个项目死掉，VC亏掉了LP的钱，但是政府完成了吸引四倍投资并且创造就业机会的使命。也正是因为这样，政府不会占公司的股权使得自己与公司的成败有直接的利益关系和动机。

——金融的作用不可或缺

马克思:“ 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无论是社会地考察还是个别地考察——要求货币形式的资本或货币资本作为每一个新开办的企业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的动力。”

熊彼特：“所谓资本不外乎企业家把所需的具体的物质资料置于自己支配之下的杠杆，是为达到新的目的而处理物质资料或给生产指出新的方向的手段而已。”

戈兹曼“基于同样的原因，金融让人类的创造力得到了更有效的发挥。如果没有金融，那么只有那些已经积累了财富的人才能创业。金融则使得没有原始财富积累的人也能够成为企业家。金融让资本得以投入潜在回报率极高的项目，而无须考虑经营者是否富有。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广泛地释放了财富的经济优势——它让生产性资本变得便利和大众化，消除了生产性项目融资的自然约束。这是联结金融和经济增长的最基本逻辑。”

——追求激光效果

好钢用在刀刃上。“创新”可谓经济发展之“刀刃”。

激光类比。激光，被称为“最快的刀”、“最准的尺”、“最亮的光”、“奇异的光”。其原理即处于高能级的原子在光子的“刺激”或者“感应”下，跃迁到低能级，并辐射出一个和入射光子同样频率的光子，此称“受激辐射”。由受激辐射产生的光子与引起受激辐射的原来的光子具有完全相同的状态，即具有相同的频率、相同的方向，完全无法区分出两者的差异。这样，通过一次受激辐射，一个光子变为两个相同的光子，意味着光被加强，或者说光被放大，由此形成“激光”。

换成金融、经济语言：“金融”相当于“光子”，“企业家”相当于“高能原子”，“金融支持企业家”相当于“光子刺激高能原子”，“创新效果”相当于“激光效果”。

支持专于、善于、精于创新的企业家，应该成为金融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

原因分析：金融结构理论的创始者戈德史密斯在其经典名著《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对金融结构的描述性定义即:“各种金融工具、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的形式、性质及其相对规模构成一国金融结构的特征。”

这首先表现为金融工具余额在其几种主要类型中的分布状况和金融资产总额在主要经济部门中的分布。比如债券与股票的份额、长期债券与短期债券的份额、可流通证券的份额，以及风险不同、价格波动幅度不同的证券的份额等等。

金融结构要回答的问题是，“在金融发展的各个阶段上谁向谁提供资金、提供了多少资金、利用何种金融工具以及对经济的发展有何影响等问题。”

   三、以色列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直接融资占比一直低位徘徊

G20国家直接融资比重在这段时期总体呈上升态势，目前大多集中在65-75%区间内，美国显著高于其他国家，超过80%。

我国全口径直接融资规模占社会融资总额的比重，在2007年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由2002年的4.95%上升到11.09%，最近10年基本保持15%左右，而股权融资规模基本在5%左右徘徊。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能没有以色列式全民VC/PE。

民间借贷“量价齐升”。其中高息借贷的资金规模一度超过7500亿元,年利率平均为36.2%,大大超过银行同期的存款或贷款利率。2008年，温州市银监局曾经做过一个调研，当时最高的借贷年利率曾达到130%。随着2009年国家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民间借贷的利率一度下滑，最低的年利率只有15%左右。2010年开始，民间利率又开始呈现上升的趋势。随着2011年初的银根收紧，民间借贷开始“量价齐升”。一段时期，温州的民间借贷市场利率水平，已经超过历史最高值，有的甚至高达月息15分，即年利率180%。

无法律保障高风险非法集资屡禁不止，年年案量齐增，2019年全国共立案打击涉嫌非法集资刑事案件5888起，涉案金额5434.2亿元，同比分别上升3.4%、53.4%，正规金融体系风险投资严重供不应求。

应当建立恰当的机制，鼓励VC/PE行业发展壮大，降低个人投资者投资创业创新领域的门槛。

多层次资本市场，加速推进融资方式由间接融资为主向直接融资为主的转变。

——风险分散承担的福利倍增效应

经济生活中往往存在这种情况，即：有些项目，一旦实现不仅可能给当事人带来利益，而且可能大大增加社会福利。尤其是有些创新项目，一旦实现，可能成倍甚至成百倍、千倍地增加社会财富，由此带来的社会福利不可估量。

但没有银行信用支持就成不了。由于金融的支持，有利可图的项目实现的概率会提高，社会福利的期望值会增加。我们不妨将由此增加的社会福利与银行信用支持的资金之比称为银行信用支持的“社会福利倍增率”。显然，此倍增率越高，表明一定金融服务“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越大，对社会的贡献越大。

例如，某个项目可能产生的社会福利为10亿元，在没有银行信用支持的情况下，其实现概率为5%，期望社会福利为5千万，在金融给予1亿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实现概率提高到50%，期望社会福利为5亿，银行信用支持的净贡献为4.5亿，相应的期望社会福利倍增率为450%。

公式：设wi为i项目可能产生的社会福利，piz为该项目自我实现的概率（即没有银行信用支持条件下的实现概率）， pif为银行信用支持下的实现概率，Mi为相应银行信用支持的金额，则银行信用支持的“社会福利倍增率”（设为wif´ )为wif ´ =( wi pif- wi piz )/ Mi

——粒子金融理念

1993年8月，桑福德在美联储年度研讨会上做了题为《改变资本市场》的演讲，1997年又在母校乔治亚大学商学院做了题为《2020年的金融市场》的演讲。他在两次演讲中强调，就像量子物理学和分子生物学一样，传统金融将被粒子金融替代。

他认为，所有金融风险都可以被切分为最小粒子，经过确认、量化和分割，卖给那些有意愿、有能力承担风险的投资者。风险管理的任务是帮助客户卸掉不想要的风险，满足其组合需求。金融机构可以采取配对的方式，将想要卸掉风险的一方和想承担风险的一方撮合在一起，也可以设计、分拆、转移和重新包装风险，将其变为适合各类客户需求的组合。

桑福德预测，“粒子金融”将催生出一个数万亿美元的新市场，而且随着风险变得愈加精细和个性化，银行风险会大为降低，减少资本占用，而解放出来的资本可以为社会做更大贡献。

——爱迪生+特斯拉天才发明被金融催化的故事

爱迪生：天才是1%的灵感加99%的汗水。但无金融催化，天才发明即为无价宝石，也只能束之高阁，而不能被点石成金。

1878年，爱迪生开始研究电灯。众所周知，任何工程实验的耗费都非常大，买材料、雇员工、租场地……需要很多很多钱，据估算，每天花费大概在800美元左右。这笔钱就算放到今天仍然是一笔巨款，爱迪生从哪里拿到的钱，又如何能在没有正常收入的情况下养活自己？答案是皮尔庞特·摩根，他在爱迪生脚底板上印下三颗痣，替爱迪生承担了所有的实验费用和生活费用。如此，爱迪生才能安心发明电灯。

 不知经过了多少次试验，不知花费了多少个800美元，1879年10月22日晚，皮尔庞特·摩根在家中举办了一个盛大的仪式，点亮了住宅中的所有电灯，与亲友共同见证了人类点亮黑夜的奇迹。当年圣诞节，皮尔庞特·摩根在纽约门罗公园点燃了60盏电灯。当时，普通人根本无法理解电能，目睹黑夜犹如魔法般被点亮，人们高喊“爱迪生万岁”，殊不知点亮万家灯火的不仅仅是电流，还有摩根源源不断的金钱。

 皮尔庞特·摩根不是慈善家，他是一个商人，商人有任何举动都不会仅考虑慈善。门罗公园的表演不仅仅是为了庆祝圣诞节，也是为了开创一个新市场。从东海岸到西海岸，从美洲、欧洲再到亚洲，当全人类的黑夜被点亮，将创造多大一个市场，又将带来多少利润？百年之交，砸烂一个黑色的旧世界，点亮一个新世界，皮尔庞特·摩根将掌握全世界的财富！

更重要的是，皮尔庞特·摩根认识到电能既然可以点燃电灯，也一定可以作为动力推动世界，从此，无须火焰、木炭，无须石油，无须瓦斯灯、煤气，就连工业革命的代表蒸汽机车也将彻底成为历史，只有一种看不到的能量在流动！爱迪生很幸运，那个给他三颗痣的人是皮尔庞特·摩根。所以，爱迪生猜到了故事的开头。实验成功后，皮尔庞特·摩根对爱迪生投资1 000万美元，二人合伙注册了爱迪生电灯公司，希望把电灯推广到全世界。

剩下的事情就是输电效率即直流电变交流电了，但爱迪生电灯公司与之失之交背。其公司原职工特斯拉与威斯汀豪斯同样一拍即合，成立了西屋电气公司。当天才遇到钱，特斯拉立刻完善了交流电体系设计，1886年春，西屋电气公司输电系统在纽约州布法罗市诞生了，每当夜幕降临，布法罗市都会真正上演一幕“华灯初上”，成为美国一幅壮丽景观。至此，摩根最致命的敌人出现了——不是为纽约提供煤气照明的洛克菲勒财团，而是同样挥洒汗水、有才华、又懂得现代科学的人——特斯拉。

金鳞岂是池中物，一遇金融便化龙！

——苹果的故事

在Apple I电脑取得成功后，沃兹成功设计出比Apple I 更先进的Apple II。但这一切都需要钱，批量生产差不多需要20万美元。

Apple II需要资金，去找诺兰•布什内尔，想让其投资5万美元，换取1/3股权，拒绝了。建议去找唐•瓦伦丁，回：“你为什么让我去见那些连人类都算不上的怪胎？”认为乔布斯对市场营销一窍不通。

再找33岁迈克•马库拉，回：“如果计划出的结果很好，那我就投资。”其实大部分计划是马库拉自己日以继夜完成的。他敏锐到：“将电脑带入寻常百姓家“，是“一个产业的萌芽，十年一遇的机会。”并大胆预测苹果两年后会成为《财富》500强公司。于是，马库拉（Mike Markkula）注资9.2万美元并和乔布斯联合签署了25万美元的银行贷款。他们三个在马库拉家游泳池边的小屋会面，签订了协议。

“我当时想，迈克也许再也见不到自己那25万美元了，我很钦佩他敢于承受这种风险。”乔布斯回忆道。

是迈克•马库拉（Mike Markkula）注资9.2万美元并和乔布斯联合签署了25万美元的银行贷款，圆了Apple II之梦。总共也就30多万美元的金融支持，就那么一点点资金注入，成就了Apple II，由此可见金融支持四两拨千斤的巨大杠杆效应。

——我国与全球风投增速大致对比

全球风险资本投资从2010年的520亿美元激增至2017年的1710亿美元，增长了200％以上；大致同期2013-2018年，我国创业风投累计投资额从2634.1亿元增长到4769亿元，增长了81%。

——硅谷沙山路：美国风投大本营

国外某杂志刊登过这样一幅漫画：在美国硅谷大街两旁的树上蹲着不少风险投资家，如果谁在街头大喊一声：“我有项目！”就会有人从树上跳下来给你投资。漫画是夸张的，但也不无道理。

如同美国的华尔街是金融业的代名词一样，硅谷的沙山路则是风险投资公司的代名词（简称风投）。但与华尔街的投行不同的是，华尔街的投行投资的多为金融和传统产业，风投公司投资的多为高新技术企业。因此成为创业者的圣地。

在沙山路上，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Benchmark Capitle、Matrix Partner、Sequoia Capital、Redpoint Ventures等，仅Sand Hill Road 3000号这一楼群里，就容纳了20余家风险投资公司。他们手握数百亿美金的风险资本，梦想着发现下一个Amazon或者是Google。现在，那里已经成为美国风险资本的象征，其于创新技术市场的重要意义，已经相当于华尔街之于证券市场。

从硅谷内最成功的“公司”斯坦福大学开始，一路往南至圣何塞市，沿途穿越沙山路(Sandhill Road)，低矮或高耸的办公楼在街道旁醒目地矗立，那是风险投资公司的大本营。最负盛名的建筑物是沙山路3000号，它建在一个漂亮的山坡顶上，登高远望可以看见海滨美景。山坡上的花木有专人精心修剪，宝马和奔驰在停车场上一字排开，这幅刻意布置的田园景象流露出荣华奢靡的生活质量。世界上最为知名的风险投资商们正挤在这栋楼里，他们聚集在一处，左右着各个国家的创业人的命运。

——中关村也会出现美国硅谷那样的画面？

近年，国外若干家大公司集结了27亿美元的风险投资在中关村周围转悠，将选择有前景的企业下注。美国最大的风险投资基金IDG已向中关村10多家网络公司投资。仅专做网络保健医疗咨询的健康久久网站不久前就获得1000万美元的投入。

中关村企业近些年纷纷进入风险投资领域，一些成功的事例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因而有人预言，不久以后，中关村的大街上也会出现描述美国硅谷的那个画面，许多企业将靠风险投资迅速成长。

近几年，中关村许多公司开始以硅谷的方式运作。我国第一个由在校大学生创办的高科技企业视美乐公司以及他们在8个月内就把科研成果变成产品的故事，便是最成功的范例。

清华大学材料系硕士生邱虹云研制成功的多媒体超大屏幕投影电视，引起了另外3名同学的兴趣。中关村允许学生办公司的创业环境，使原本只打算将发明卖掉的邱虹云和同学们成立了“视美乐”公司，从而将这项技术转化为产品。但要完成中试并实现规模生产，还需大量资金。幸运的是，上海第一百货商店有限公司慧眼识珠，以风险投资方式，首期投入250万元用于产品中试。今年4月，“视美乐”的新合作伙伴青岛澳柯玛集团又向“视美乐”投入3000万，用于共同开发、生产多媒体超大屏幕投影电视。不久前，合作双方组建了北京澳柯玛视美乐信息技术公司，计划用3年时间建成年产10万台投影电视的生产基地和开发中心。

——深圳崛起的秘密

1979年，深圳经济特区设立。

1985年，中兴通讯成立；两年后华为由任正非创立；还有1998年成立的腾讯和2006年成立的大疆创新。

2018年深圳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合计9155亿元，占GDP比重达38%。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增加值达到4772亿元，占GDP比重达20%。PCT国际专利申请量1.8万件，居全国第一。2015年以来深圳常住人口年均增量均超50万，居全国之首。

大批创新创业者汇聚到深圳，昔日的小渔村迅速崛起成为中国的创新之都，中美贸易战甚至被戏称为美国和深圳南山区粤海街道办的战争。市场化的商业土壤、自由包容的文化氛围、简单开放的创业环境、集聚的优秀人才，正是硅谷和深圳崛起的秘密。

2019年4月20日，在“大湾区与深圳的未来”高峰论坛上，国际知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在发表演讲时提到，“我当时说：记着我说的吧，你们这一剎那站着的土地，就是这一点，分寸不差，有朝一日会成为整个地球的经济中心。夸张吗？那当然。将会灵光吗？这类推断老人家很少错。三十年前我推断上海的经济将会超越香港；今天我推断深圳一带会超越上海。困难重重，但假以时日，我应该对。”张五常表示，做出这个推断其实并不难。国际经济发展的中心历来要靠一个湾区。粤港澳当然也是一个湾区，只是“深”字不在其内。无可置疑，名字打不进“粤港澳”的深圳将会是这湾区的龙头。今天还在发展中的深圳的经济不仅超越了香港，也超越了整个台湾。

——深圳市委书记：即使失败，也对天使母基金从业人员免责

2020年11月10日，央视CCTV-2财经频道《对话》栏目来到深圳对话深圳市委书记王伟中，探讨了深圳这座城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为揭开深圳发展的“密码”提供了更多的思路。王伟中表示，深圳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并且成为高地、标杆，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不断地去坚持创新，创新驱动。他介绍，深圳很早其实就实现了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的体系。

而对于科技型的创业企业和初创企业，资金是关键要素。为此，深圳做了系统性谋划，设立天使母基金，一期规模50亿元，现在该基金规模已由50亿元增加至100亿元。“当时我们研究的时候，就是讲，规则、规矩定好之后，所有的政府官员不再参与，交给市场去运作，由母基金和子基金去运作。我们的从业的人员只要没有道德风险，我们讲，我们要宽容、要包容。因为这个它不可能，或者绝大多数可能是要失败的。只要没有道德风险，没有营私舞弊、没有这个贪污等等，我们都是免责的。” 王伟中表示，市里面最高会承担一个子基金投下去一个具体项目的40%的风险，就是劣后能够承担40%。设立天使母基金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初创者、初创企业能够落户深圳，更是为了计划培育下一个华为、腾讯。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勇健作为基金管理者，表示天使投资作为整个风险投资最早期的一环，是高新技术企业、新兴产业发展的孵化器。 在投资回报方面，王勇健指出，本身天使母基金并不追求经济上有多少回报：“假设有亏钱，我们先按这个比例，刚刚（书记）说有40%的比例，我们先赔，如果赚了钱，我们一分钱不要，全部让给投资人和社会上的资金，甚至利息都不要。这就是建立这种风险补偿机制，让社会上的资金更多地投向种子期、初创期的企业，更好地保障深圳的创新创业环境，吸引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投资人到深圳来。” 他笑言，投资界的江湖上有个传闻，大家都说，到深圳来如果没有申请到天使母基金，表示你的投资水平和投资能力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四、广西风投发展情况

广西自2000年第一家风险投资机构——南宁联合创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至2015年广西风险投资机构数量仅为6家，风险投资机构数量居于全国倒数第3位。与之相比，江苏风险投资机构数量已经超过1000家，而浙江、北京、广东等地的风险投资管理机构资本规模达6653.3亿元，其中江苏、北京、浙江三地风险投资机构管理资本规模皆超过1000亿元，而广西风险投资机构管理资本规模仅为2.5亿元，同样居于全国倒数第3位。与全国风险投资行业的从盲目不断扩张到逐步理性发展的阶段相比，广西风险投行业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无论是数量还是资本管理规模都存在着极大的差距。

从我国整体来看，我国风险投资机构管理资本规模以1-2亿元机构居多，其次是2-5亿元。而广西风险投资管理资本规模集中在5000万-1亿元和2-5亿元之间，各占50%的比例，对于5000万以下和5亿元以上的风险投资机构都十分缺乏，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广西地区风险投资机构分布十分不均衡，亟待发展一批中小型的风险投资机构，以及发展大型成熟的风险投资机构，使广西风险投资业逐步平衡发展。